不應該用禁止的方式讓人們忘卻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俗。王安石那首《元日》“爆竹聲中一歲除,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曈曈日,總把新桃換舊符。”[9]的詩句是不會被人遺忘的。民俗的存在或者消亡遵循自然規律,一紙規章并不能令其早亡。力圖通過一紙禁令就永遠地、徹底地禁止放鞭炮,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上至百歲老人,下至三歲孩童,對過年放鞭炮都具有強烈的渴望,過年放鞭炮的習俗蘊含著深厚的民族底蘊。筆者認為過年放鞭炮,完全放任自流確有負面影響,而完全禁止又缺少節日氣氛,老百姓怨聲很大。應當在“禁”與“放”中尋找一個合適的度,掌握動態平衡,多一些通情達理地疏導,少一些不通情理的硬性禁令,也許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治水英雄大禹,面對泛濫成災的洪水,他采用的是“疏導”,結果大功告成。而他的父親卻忙著到處堵塞,怎么堵塞也阻止不住洪水的沖擊,落個一敗涂地的慘局。這里面“疏”與“堵”的哲理,用在過年燃放鞭炮是“禁”還是“放”的爭論上,具有異曲同工之效。近些年來,上海、天津、南京、濟南、沈陽、大連等一些曾全面“禁放”的城市,都從體恤民意、民俗考慮,相繼修改了有關“禁放”的規定。譬如,上海市人大通過了《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》,提出“加強管理、改良品種、劃塊禁放、禁疏結合”的十六字方針。大連市人大于1996年7月通過了“平時禁放,春節、重大節日期有限燃放”的規定。天津市于2002年開始實行限時、限地、限品種的“三限”燃放政策。其中“限地”即規定在公共場所、群眾集體活動場所,以及比賽進行中的體育場館,建筑物的房頂、樓道、陽臺、窗口、有易燃易爆物的倉庫、廠房、綠地草坪等地區,禁止燃放煙花爆竹;“限品種”即市民只能燃放經公安機關檢驗合格的煙花爆竹品種;“限時”即在外環線以內地區,每日22時至次日6時(除夕夜可延長到次日2時),禁止燃放煙花爆竹。沈陽市政府在多方征求民眾意見,社會各界達成共識的基礎上,于1998年果斷地解除了“禁鞭令”,做出了“限放”的有關管理規定。經過近幾年的不斷摸索,到2002年沈陽市煙花爆竹“限放”的安全管理,便做出了22項細則規定。8年來他們既加大了管理力度,又做到不傷害公民利益,執法為民。每年春節嚴把“三關”:(1)貨源關。凡允許進入沈陽銷售的合格品,每年都進行加貼防偽標識。(2)銷售關。凡銷售鞭炮的攤位每年都必須進行全面地清查審批,遵紀守法者發證上崗,無證者堅決取締。(3)存儲關。對存儲鞭炮的庫房實施嚴格安全管理,對禁止設在哪兒都有明確規定。從1998年實施鞭炮“限放”后,一面恢復了老百姓過年可以歡歡喜喜地放鞭炮,另一面做到了火災、人員傷亡事故逐年減少,沒有因燃放鞭炮而發生一起大的火災事故。老百姓露出了笑臉,贊成“禁”與“放”的不同人群也達成了和諧統一。總之,一貫領風氣之先的上海市,早已成為中國第一個開禁的城市。在曾經采取“禁放”政策的282個城市中,目前已經“解禁”的城市已達到106個[10]。
北京市有限地解除煙花爆竹“禁放令”。1993年10月12日,北京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《北京市關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》,并于1993年12月1日開始實行。該法規規定:8個城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,遠離市區的農村及其他遠郊區、縣,暫不列為禁放區,由當地區、縣人民政府另行規定。近幾年每逢春節,8個城區內鞭炮聲仍不絕于耳。京城的老百姓并非不知道有鞭炮“禁放令”,但是,總覺得不放鞭炮年味兒不夠濃厚。所以,即使平時遵紀守法的人,也禁不住在大過年的時候,偷偷摸摸地違禁一次放鞭炮。為了監督“禁放”,2005年春節北京市組織了13萬監督員、680多輛機動車輛,市公安、監督、監察、工商、供銷合作社等9個部門聯合進行檢查,禁放區內街巷路口都有人嚴防死守,252人因違禁燃放受到行政處罰。但是,這一切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本來是很嚴肅的政府“禁放令”,每年卻要讓熱熱鬧鬧的鞭炮聲“嘲笑”一回,這多少總是對法律的嘲諷,對政府形象的損害。誠如美國和前蘇聯都曾經立法在全國范圍內禁酒,最后都以失敗告終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的周孝正教授強烈反對“禁放”。他說,禁放是錯誤的,是一種“自辱行為”。“燃放煙花爆竹是重要的民俗,民俗不是迷信。”“放鞭炮是春節的組成部分,也是春節的主要標識,是人文意味很濃的風俗傳統,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,有構建和諧社會、促進中華文明認同感的作用。”“現在人們都抱怨大城市年味不夠,如果連放鞭炮都不讓,那年味不就更淡了嗎?”[11]過年燃放鞭炮,已屬于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,決不能一“禁”了之。全國政協委員陶思炎同志曾在“兩會”上提交過一份“解禁”議案。他說:“現在春節之所以沒有年味,很多人都熱衷于洋節,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禁放煙花爆竹。我覺得爆竹只要一恢復,年味就恢復90%。氣氛上來了,年文化、年經濟也會隨之而起。”[12]令人欣慰的是《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(草案)》于2005年6月經市政府常務會議原則通過,并提交市人大常委會審議。7月19日北京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該《條例(草案)》。委員們紛紛贊成禁放改限放,希望把放爆竹慶新年的樂趣還給市民。《條例(草案)》以立新廢舊的方式規定,每年的農歷除夕至正月十六,北京市內除了高危場所外的區域都可燃放煙花爆竹;重大慶典活動和節日期間,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,允許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燃放煙花爆竹。與現行的“禁放令”相比,新《條例(草案)》有幾處明顯變化:一是禁放區域由8個城區縮小為五環路以內的地區,除春節或者重大慶典活動外,市民不得燃放煙花爆竹,五環路以外地區則全年“解禁”;二是將易燃易爆危險場所、交通樞紐、黨政機關駐地、軍事要地、文物保護單位等設為“禁放區”;三是加大安全管理力度,從事生產、儲存、運輸、銷售煙花爆竹的單位和個人,必須依法辦理許可手續;凡在禁放時間、地點內燃放煙花爆竹的單位,公安機關可以處以1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,個人燃放的處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罰款[13]。立法的過程實際上是廣泛征求民意的過程,立法的結果體現的是立法機關權衡利弊的結果,是對各方面利益平衡的結果,甚至有時是對各方面觀點協調、妥協的結果。當然這種妥協必須以堅持法理、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原則。在這次新《條例(草案)》起草制訂的過程中,民意、聽證始終是重要的決策依據。譬如,《條例(草案)》征求意見稿,曾將非禁放區的燃放時間限定為每日8時至22時,但是不少市民反映此規定很難操作,最終被刪除。還有市民認為應該借鑒香港等地的做法,在春節期間集中燃放禮花。北京市法制辦公室在調查后認為,北京市與南方城市不同,冬季干燥多風,集中燃放禮花存在較高的火險隱患,因此沒有采納這個建議。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2005年春公布的多項調查結果顯示,大多數北京市民在希望政府加強煙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同時,贊成有條件的放寬燃放限制。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,在近6000名受訪市民中,要求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的人數約占八成;北京市8個城區30多個街道辦事處通過召開座談會、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,向1500多位不同年齡的市民征詢意見,結果有六成二的受訪者表達了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的愿望。在“千龍網”進行的調查中,有五成“網民”贊成有條件的“解禁”。總之,北京市禁放改限放的做法告訴我們,法律法規的完善與修改關鍵還是要尊重和貼近群眾的客觀需求,體現與時俱進的精神。